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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骑白马、探冰川、做真人的大先生
——眷念我的先生李吉均院士
作者：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院士、生长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本文初稿由王光鹏、刘晓倩凭证作者口述整理。）
人的一生，若是能遇到一位好先生，那是异常幸运的。遇到李吉均先生，就是我的幸运。正是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我坚定走上了科研创新、寻找真理之路。
学人小传
李吉均，1933年10月9日生于四川彭州，2020年7月21日去世。地貌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冰川学家。1952年考入四川大学地理系，院系调整后到南京大学地理系攻读地貌第四纪专业本科，1956年大学结业后被推荐到兰州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肄业后留校执教。1979年恢复职称评审时即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兰州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
一辈子就是爱看书
约莫四十年前，我在兰州大学地理系读自然地理学专业本科二年级的时刻，第一次与李先生碰头。那时，李吉均、徐叔鹰、牟昀智、张林源等几位先生是学科带头人，是我们这些喜欢地貌第四纪学生们心中的偶像。出于对李先生及他所从事的冰川研究的好奇，我与同宿舍的李友勤准备了几个关于冰川的问题，叩响了李先生家的大门。那时的主要目的是想熟悉一下李先生，已然记不清晰详细问了什么问题，只记得李先生书桌上的书堆得足有半人高，这让我对学者的事情生涯有了直观印象。
1987年，兰州大学地理系招收首届“自然地理”专业博士生，我有幸与康建成一起成为地理系的第一届博士生，也是李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中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当我逐渐深入李先生的业余生涯才知道，他并没有太多兴趣，一辈子就是爱看书，而且涉猎很广。纵然在晚年，因手术失败造成行动未便的十多年时间，甚至在他去世前，李先生家的桌子两头都堆满了书，他照样在看书、翻资料。李先生人伶俐，影象力好，知识面异常广，授课、做学术讲述深入浅出，语言有趣诙谐，学生们把听他的讲述看成一种享受。我想，这多数是由于他从来没有住手学习、不停吸收新知识。对有价值的书，他会频频看几遍，甚至会翻看小人书来获取知识。这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对学界伟人的认知：从学生时代，我就不迷信他们天生比我伶俐，而是信托经由后天的不懈起劲，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大先生”。
讲真话，做真人
1986年暑假，我已经确定次年追随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带着我们七八个学生到达里加山出野外。达里加山是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乡到青海循化县黄河河谷之间的一座高山，我们骑马从北坡攀缘到海拔4000米夷平面考察第四纪古冰川。那次，李先生骑着一匹白马，师母朱俊杰先生骑着一匹杂色马，这个场景至今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考察途中，天气很热，一条清亮的小溪从山上流下，在平缓处形成几个水洼。李先生提议，人人一起到河里享受自然沐浴，说完第一个脱去衣服跳入小溪，一下子排除了我们学生的拘谨，人人也都洗了一个自然浴。
这次两周的野外事情，李先生手把手教我们扎帐篷、画地质填图。当一张图画下来，一个区域就烙印在头脑中。李先生骑着马，边走边给我们讲，有历史故事，也有科学问题，喜悦时，他还会即兴作首打油诗，将那时的情景融入诗句中。
读博士时代甚至事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去李先生家“蹭饭”。读文献或写文章时，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到李先生家讨论，不知不觉到了饭点儿，他一定留我在家用饭，边吃边继续讨论。现在记不得详细讨论了什么问题，只记得李先生母亲做的川菜很好吃，师母朱俊杰教授多数会到学校食堂再买份肉菜。
从追随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到留校在兰州大学事情，这三十多年中，我深刻体会到，李先生是一个异常率真、坦诚的人。他推行“做真人”的理念，喜怒形于色，总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李先生平时以“小陈”称谓我，当他直呼我姓名时，多数是由于我的事情做得不够好，严重时，他会迎面指斥。读研究生时，我曾听系里的先生讲，李先生就是由于敢讲真话，“文革”时被下放到甘肃一个冷落山沟的“五七”干校，吃了许多苦头。李先生的为人、为学，对门下学生影响深远。只管知道讲真话有时会亏损，但我的性格无形中受到他的影响。追随他时间长的学生，大多也都性格豪铺爽朗。
1981年，李吉均在青藏高原考察时翻阅地貌图。
80岁还在出野外
李先生注重野外考察、注重第一手科研资料。他1958年就加入了施雅风先生组织的中国科学院祁连山冰雪行使考察，最先了他的冰川研究生涯。骑一匹白马考察我国西部所有冰川，就是李先生那时的志向。
从1973年最先，李先生加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并担任冰川组组长，首先考察的就是横断山海螺沟冰川和藏东南区域察隅阿扎冰川，厥后又考察了羊卓雍湖区域的冰川。在我做博士生时代，李先生授课时经常提到这些冰川和区域的名字。李先生对东起雀儿山西到阿里与西昆仑山、南起喜马拉雅山北至羌塘高原的山地冰川，举行了艰辛的远程考察，取得了异常厚实的区域性资料，主要功效体现在他主编的《西藏冰川》和《横断山冰川》两部专著中。厥后，李先生与施雅风先生、崔之久先生等又对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和环境开展研究讨论，李先生依附渊博的地貌第四纪知识和对我国现代冰川与冰碛物沉积研究的深挚基础，合理注释了庐山地貌演化和相关沉积。他是中国东部山地第四纪冰川问题和环境研究的主力，是无冰川作用学派的干将，相关研究功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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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耐久在青藏高原这一“地球第三极”考察研究，他的学生秦大河横穿南极考察，秦大河的学生效存德又到北极考察研究，“师徒三代勇闯三极”成为学界美谈。
李先生一辈子起劲事情。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都以起劲的心态看待社会，看待整个天下的生长。李先生以亲自履历告诉学生，只要想干，起劲去干，坚持去干，就能取得乐成，他把这种一生奋斗的精神传给了学生们。这也是李先生对我最直接的影响。
开展野外事情是地理学事情者理论连系现实、学以致用的最好方式。晚年时，因手术失败，身体有了残疾，行动晦气便，但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坚持出野外，80岁高龄后，仍多年坚持对甘肃陇西盆地新生代沉积和地貌演化开展考察。2013年，我与李先生一起到陇西盆地开展了几天野外事情。他随身带个坐凳，常坐在凳子上指导青年迈师和研究生。他晚年无法用右手写字，就演习用左手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毛笔字，我让人把这幅字挂在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一楼墙上，激励人人起劲多念书，理论连系现实、学以致用。
李吉均晚年因右手行动未便，演习用左手誊写此联。
“有自己的想法就好”
李先生希望自己的学生头脑活跃、知识面广漠。他激励学生拼搏创新，在宏观审慎框架下探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研偏向。李先生带出来的学生都起劲向上，多有成就孝顺。
我还记得，博士入学考试的专业课试卷是李先生手写的，一共四道题，前三道题我都顺遂作答，但被最后一道大题难住了。这是一条教科书中从未见过的曲线，那时我也搞不清晰它是股票曲线、天气曲线照样其余什么曲线，只能天马行旷地做了几种预测和假设。考试竣事，我特意找李先生讨教，才知道这条曲线是《自然》杂志揭晓的南极东方站冰芯同位素曲线，那时李先生思量用它与兰州的黄土研究纪录做对比。听了我的谜底，李先生对我说：“有自己的想法就好。”
作为一个“有自己的想法”的学生，我如愿以偿追随李先生攻读学位，进入李先生的科研团队。原本，李先生招收我，是希望我做第四纪冰川研究的，但在上世纪80年月后期，并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和合适时机再开展青藏高原的古冰川研究。那时，中国黄土沉积及其纪录的冰期—间冰期旋回转变成为国际研究热门，解决了深海纪录缺少陆地纪录支持和冰期—间冰期天气旋回转变的驱念头制问题。兰州是天下上黄土沉积最厚的区域，典型风成黄土有320多米厚，内里古土壤分化更多，再加上水成黄土，一些地方的黄土沉积厚度跨越400米，而黄河河流阶地上特殊的高分辨率黄土沉积和古土壤发育更具有特色，这引发了我对黄土纪录研究的兴趣，李先生激励我实验开展以兰州为主的黄土纪录研究。这时代，李先生放置三个实验室手艺职员曹继秀、张玉田、徐齐治先生辅助我。人人骑着自行车，背着干粮和水到兰州九州台采样，一干就是一天。往后，我还系统开展了兰州河谷从一级阶地到最高的九州台阶地砾石层上的黄土地层、岁数和黄土—古土壤序列研究，后扩展至循环盆地、西宁盆地。我的博士论文也专门对冰期、冰川作用期举行讨论，还依据达里加山第四纪冰川作用，开展了冰期旋回与黄土纪录的对比研究。我的熟悉是，好先生是有前瞻性的，总是能够给学生指明研究偏向，而且激励他们起劲去干。
李吉均1959年手绘的冰川地貌素描。
改造开放后，李先生1978年就与施雅风先生、谢自楚研究员等到英、法、瑞士等蓬勃国家接见。1980年，兰州大学主理了高校第四纪冰川沉积和地貌培训班，他约请英国专家来授课，多数第二代从事冰川和第四纪冰川研究的专家如秦大河院士、姚檀栋院士、周尚哲教授等均是培训班出来的学员。
李先生也激励我起劲自动与外国专家讨论兰州九州台黄土年月问题。1988年，李先生放置我在国际兰州黄土钻研会上作讲述，与英国学者争论兰州黄土的形成岁数问题。厥后，事实证实我的事情更扎实，兰州黄土是近160万年以来才形成的，差异河流阶地上的黄土发育岁数差异，这也间接解决了河流阶地的发育岁数问题。1989年，在李先生的放置下，我到杭州加入了国际南极学术钻研会，代表李先生在集会上做了题为“15万年以来甘肃临夏北塬黄土纪录与南极东方站天气转变的对比”的学术讲述。在上世纪80年月，先生资助学生加入两次国际集会是异常忧伤的。
知识可能有保质期，科学精神永不外时
在科技飞速提高的时代，先生教授给学生们的知识可能会有“保质期”，李先生也在一年前永远脱离了我们。然则，他的学术著作、治学理念、教育头脑和科学精神永远留给了学生们。
我读博士时代，李先生专门带着冰碛石给我解说了冰川擦痕，并引申至冰川沉积和地貌。只管我的博士论文和后续的研究没有涉及第四纪古冰川研究，但李先生激励学生念书探索，不必受书籍知识的局限。那时，李先生激励我将今论古，由于只有明白现代历程才气更好明白已往发生的转变。他也激励我从天气转变角度明白古冰川转变，还专门请原中科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专家给我解说青藏高原气象学、青藏高原降水转变机制和大尺度大气环流历程等，这些都深刻影响着我的科研生涯，也让我对天气转变保持粘稠兴趣，更是我厥后开展全新世古天气和环境转变研究，也始终将古天气转变与现代天气转变机制相联系的主要缘故原由。
1990年，李吉均（前排中）与博士生在四川甘孜雀儿山考察。后排左一为陈发虎，左二为潘保田（现任兰州大学副校长），左三为张叶春（现为中科院南海海洋所研究员）。
李先生出野外时，经常天南地北地泛论人与环境的关系，尤其是有趣诙谐地谈论历史典故和历史时期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让我对人地关系、文明演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等始终保持兴趣，研究偏向也从博士论文就开展的黄土纪录与第四纪冰期—间冰期旋回转变，以及结业后开展的以湖泊纪录为主的全新世西风和季风转变，拓展到当前聚焦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环境考古和文明演化研究，深化史前人类探索、顺应和定居青藏高原的研究。
李先生要修业生脚扎实地、勇于探索，激励学生协力攻关、永攀岑岭，这种做法正是青藏科学精神的体现。李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只管结业后从事的研究偏向各有差异，但普遍大有作为。在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秦大河、姚檀栋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本人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生长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缔造了“一门四院士”的学界美谈，李先生另有一些学生在学界的成就也异常突出。
学术界有一个征象：一些天下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集中发生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更有可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中泛起。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团队的创新文化。常听李先生讲“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大幸事也”，李先生在指导学生历程中确立的求真务实、起劲向上和勇于创新的文化，连续激励学生们有所作为、振奋向上。
李先生一生起劲奋斗，推行念书、做事都要求真的理念，作为学生，我受益至今。永远眷念李先生！
（本疆土片均由作者提供）
《灼烁日报》（ 2021年08月30日 11版）
